这当然是成功之处，但显然不是法学教育的核心部分。
最常见的观点乃是：随着恐怖主义的出现，美国公民放弃部分自由而获得更多的安全，是一种合理的权衡。这就产生了一个新的转化，打击恐怖主义是目的，而增加政府权力只是手段，且并不是唯一的手段，不能基于目的的正确而不顾及手段的错误，在此，无人可以确保这一手段不会产生副作用，且历史已经表明，产生副作用的几率很高。
相较于尊严，当然是生存更重要。要做到临危不乱、临慌不乱、临乱不乱，就必须寻求这样一个理性下的生活秩序，建立这样一个理性下的生活秩序，借助于这样一个理性下的生活秩序。但由于中国巨大的人口压力，给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许多问题。功利主义理论中的权衡和为解决权利冲突而采取的权衡存有差异。他认为，不能只强调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义务，而是应该考虑社会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它们间最大的不同是：一些超越权利限度案例中个人权利受限制，都是基于行为人的过错而导致。［18］参见《检察日报》2001年5月21日，第5版。除了评估主体制度之外，科学评估制度还涉及对象、内容、指标、程序与方法、结果及其应用，同时在此过程中正确处理公安机关信息公开与保密之间的关系。
法律回应的具体任务上规范立法技术、明晰价值原则、释明具体规则、回应不会用、不敢用的现实困境，并且要避免枪支使用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力求为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枪支使用提供在实体和程序上具可操作性，表达上清晰、完整、规范的规则指引，以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香港特别行政区警察通例第11章和第29-07条规定了人民警察心理辅导服务制度。同样，现阶段也存在基层民警是否人人配枪的讨论。回应枪支之使用，除了日常的用枪培训演练之外，还要有制度上的完备，包括出枪警示、鸣枪警告、开枪射击的积极和消极条件，及其程序的具体化，应当更为精细和具体地对《条例》中的实施困惑加以释明。
如另一单位的警务人员拔枪、举枪，分区指挥官须通知该人员所属的单位指挥官。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
（二）人民警察枪支使用的申诉救济和心理服务 另一个视角，人民警察针对枪支使用审查结果的申诉救济和使用枪支后的心理调试条款作为枪支使用保障机制仍有很大的完善空间，目前我国人民警察心理调试制度几近为零，针对什么对象进行心理干预、依据申请启动还是强制启动、何种程度的心理问题进行岗位调整等等均需要在法治视域下作进一步的回应。如美国模范刑法典的规定，警察对他人使用武力，由于轻率或过失对无辜者造成伤害时，不能以此为正当理由对警察起诉。关于人民警察枪支使用行为的司法审查标准，即行政责任和刑事犯罪的分界问题，应当确立一种情境审查方法与适度审查标准，即综合考量人民警察开枪时的客观情境、主观认识能力和期待可能性等，从责任视角赋予人民警察开枪行为以一种合理的规范与法律负担，并在最小武力的原则中寻求平衡。 注释: [1] [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
除此之外，报告制度还要回应报告主体的规定，包括谁报告、向谁报告、谁来审查等。2002年，台湾地区行政院提出修改警械使用条例，认为设此警告规定，反使警察人员观念含混，往往因而延误使用时机，使歹徒有机可乘，造成警察人员不必要的牺牲[9]，曾经删除对警察使用枪械的事前警告程序。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 公安部已启动为期三个月的武器警械使用专项训练，部署各大中城市武装巡逻常态化，并于近日启动为期一年的反恐专项行动。
（二）佩带情形类型化 在何种情形下佩带枪支，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是否在任何110接处警的情形下均佩带枪支，查办何种案件时需要佩带，或是巡逻、为刑事侦查行为、安全保卫行为等法定职权行为时佩带，枪支佩带的法律规制需要首先对人民警察法定职权行为作概念、作用和价值上的类型化分析，并且要明确佩带枪支的情境标准，以案件类型为标准，抑或以人民警察为职权行为为标准，同时，要界定应当与可以佩带枪支的情形。报告的具体规范，包括报告和作出审查的期限制度，报告的内容，如开枪人员信息、开枪地点、时间、案情和现场情况、开枪理由和情况、证据内容、弹药消耗等。
关于司法审查的形式，以李彩莲、姜伟诉兰州市公安局违法使用武器及行政赔偿案[11]为例，对于人民警察使用枪支的行政诉讼路径存在受案范围上的困境，《国家赔偿法》中规定了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人身伤亡，应当给予行政赔偿，但在实践过程中仍存在救济困境。笔者认为，回应人民警察使用枪支法律保留原则主要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作立法体例、技术和内容上的回应。
反之，如果警察对他人故意非法使用武力，并造成无辜者死亡或伤害的，应当作为起诉罪的正当理由。对此，可以参见香港特别行政区警察通例中关于心理辅导服务的内容。参照香港特别行政区警察通例第29-04条，其规定了警察从枪袋拔出枪械或举枪，须在安全时向指定机关报告，以及相应的登记、调查制度[10]，我们认为应当将事后报告审查制度细化为出枪警示、鸣枪警告和开枪射击，同时规定报告的例外情形，以严格规范各个阶段与形式的枪支使用行为。[9] 参见台湾地区立法院公报第91卷第40期，2002年6月15日，第295页 [10]29-04条的部分规定：警务人员从枪袋拔出枪械或举枪，须在安全时将实情向所属的总区指挥及控制中心报告。我国《公安机关公务用枪管理规定》、《公务用枪配备办法》等已经对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枪支配备、佩带的基本制度作了规定，现存的问题是相关规范散落在各文件中，同时在一些核心的问题上产生了执行不确定性。事前警告程序包含口头警告和鸣枪警告两种，目前仍存在是否必要和警告形式上的争议。
《条例》规定了向所属机关书面报告，但由于没有更为具像的规则表达，且在具体问题上没有确定性的规定，枪支使用报告制度在实践中面临诸多困惑。……分区指挥官须调查该案件的情况，如有迹象显示拔枪、举枪是不当的，分区指挥官须指示拟备杂项调查报告，然后在14日内将杂项调查报告送交有关区指挥官。
五、完善人民警察枪支使用的法律责任和保障机制 （一）人民警察枪支使用的法律责任和司法审查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枪支使用面临责任选择与救济困境，如何在法治范畴内规定违法使用枪支的法律责任、如何界定行政责任和刑事犯罪、警察使用枪支行为如何接受司法审查、如何设定对开枪案件或事故隐瞒不报或报告不及时的法律责任等，都是需要回应的问题。除了评估主体制度之外，科学评估制度还涉及对象、内容、指标、程序与方法、结果及其应用，同时在此过程中正确处理公安机关信息公开与保密之间的关系。
其中的核心制度内容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即预防配枪主体制度的事实漏洞、对佩带枪支的情形进行类型化、进一步具体化佩带枪支的实施规范。此外，出于对更大危害的避免，美国警察法令严格限制除防卫情境之外的从运动中的车辆或对运动中的车辆开枪射击，此项也应当在我国的枪支使用规范中予以回应。
注释: [1] [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1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李彩莲、姜伟诉兰州市公安局违法使用武器及行政赔偿一案请示的电话答复》（法[2005]行他字第3号） [12]徐丹彤、韩增辉：美国警察枪支使用法律制度述评，载《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2010年9月。如美国模范刑法典的规定，警察对他人使用武力，由于轻率或过失对无辜者造成伤害时，不能以此为正当理由对警察起诉。[4] 参见赵秉志、张伟珂：论当场击毙的正当化要件，载《警察法学》第1卷2013年3月。
实践中的情境之总结，当场击毙主要针对暴乱、抢夺枪支、爆炸等紧迫威胁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全、第三人或人民警察生命安全的严重暴力行为，且应当以生命安全之威胁为必要条件。 一、回应立法体例的法律保留 目前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使用枪支的规范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以下简称《人民警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公务用枪配备办法》、《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等法律、行政法规、公安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还有各地针对上述规定制定的实施细则。
我国现有规则并没有规定警告的具体形式，结合法律保留原则之思路以及美国警察立法的价值选择，我们认为，对鸣枪警告仍需作进一步价值和规范选择，在立法认定其角色的基础上作目的和类型划分。 三、精细枪支使用的条件和程序 警察的基本使命是预防犯罪和无序，而不是用军事力量和严厉的法律惩罚来镇压犯罪和骚乱……警察只有在说服、建议和警告都不足以实现警察的目的的情况下，才能使用满族需要的武力以确保法律得到遵守和秩序得到恢复，并且，警察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应仅仅使用最低限度的武力以实现警察目的。
[6]枪支使用作为最强武力需要作规范上的克制。《立法法》第8条规定了针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必须由法律规定，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使用枪支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典型强制措施存在法律保留的争议，不少学者提出枪支使用主要遵循规章或规范性文件效力层级过低，我国亟需修改《人民警察法》等建议[2]。
基于枪支使用的性质和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在确立枪支使用的非致命性原则的基础上，就当场击毙相关考量因素作法律保留之回应，作出对当场击毙的要件化规定以及情境上的立法预见。（二）人民警察枪支使用的申诉救济和心理服务 另一个视角，人民警察针对枪支使用审查结果的申诉救济和使用枪支后的心理调试条款作为枪支使用保障机制仍有很大的完善空间，目前我国人民警察心理调试制度几近为零，针对什么对象进行心理干预、依据申请启动还是强制启动、何种程度的心理问题进行岗位调整等等均需要在法治视域下作进一步的回应。除了公安机关制度建设之外，法治视域下公安机关的公信力建设亦非常重要，同样，要培育社会对警察佩戴枪支的价值认同与行动配合，对警察执法权力的充分尊重，积极协治。香港特别行政区警察通例第11章和第29-07条规定了人民警察心理辅导服务制度。
消极条件是指禁止使用枪支的情形，具体内容如在群众密集场所、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危险物品场所等可能导致公民生命安全更为严重危害后果的禁止鸣枪警告。第11章规定了心理专家报告隐私保护，以及开枪事件后心理专家针对开枪人员、牵涉在同一事件但并没有开枪或被枪击的人员的强制规定会见及危急事件发生后的心理辅导制度。
对比我国《条例》的规定，亦存在同样的情况，即使用武器多为紧急情况，而《条例》又例外容许来不及警告或者警告后可能导致更为严重危害后果的可以直接使用武器，原则与例外之间，会产生很多的实施困境。而关于当场击毙的要件性规定，有学者从起因条件、对象条件和事态条件三个角度予以总结[4]。
[2]人民警察用枪需要法条更给力，载《法制日报（社区版）》2014年3月23日第06版 [3] 参见余凌云：亟待法治建构的警察裁量权，载《法学家》2003年第3期。这里涉及一个争议问题，即事前警告程序之设计。
